日元对人民币汇率（浅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尊重价值规律，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作用，使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新常态。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相关研究
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事实上实施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李扬和余维彬认为这一做法有效避免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保证我国对外贸易稳定。
张晓朴指出，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一来可以抵御外来冲击，保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经济环境，二来可以保证中国国际竞争力，防止人民币被过度高估。
有学者对退出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时机和方式进行分析。
吴念鲁和曹凤岐认为应逐渐增加汇率弹性并放宽波动范围，在放宽汇率浮动区间的基础上，通过一篮子货币调节人民币汇率。
2005年7月，我国放弃了长期以来坚持的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度，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因素开始在汇率决定中发挥作用。
这次汇改使得人民币汇率富有弹性，标志着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和经济增长战略调整正在进入新阶段。
王水林和黄海洲评价这次汇率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压力和贸易摩擦，有效遏制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加强。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形成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主要通过确定人民币汇率均衡水平、明确人民币汇率波动参照体系以及调整汇率波动幅度进行实施。
我国已经将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逐渐扩大，当前经济现状下，应该明确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这也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下一步任务。
2015年8月11日，央行宣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参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我国汇率制度由爬行盯住美元开始逐渐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
这次汇率制度改革是在调整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基础上，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进行修改。
在新的汇率机制下，人民币汇率开始贬值走势。
连续三天的人民币汇率贬值，为改变市场上的贬值预期，央行又接续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修改，目的是引导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稳定。
肖立晟和张明认为，“811汇改”体现了央行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决心，但市场却对央行放松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管制形成了贬值预期。
当前定价机制虽然能够降低人民币贬值速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缓解人民币汇率单边预期，但它不能解决外汇市场均衡问题，导致汇率处于易贬难升境地。
未来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还须尊重价值规律，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作用，使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成为新常态。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效的实证检验
部分学者认为事实上还是美元占据主导地位，维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参照对象仍然主要是美元。
金永军和陈柳钦基于退出战略视角，实证检验美元在现有货币篮子中的权重高达95%以上。
韩高峰、宿玉海和于海燕、朱人木和赵鹏远、彭玉镏以及杨雪峰也同意这一观点。
Shahetal.以及OgawaandSakane借鉴FrankelandWei的分析框架，发现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开始的半年时间里，人民币汇率几乎仍然是钉住美元的。
除美元外的其他货币汇率波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并不显著。
Eichengreen也支持这一结论。
汇改后人民币基本上爬行钉住美元，灵活性很小，甚至人民币汇率受美元汇率影响程度进一步增强了，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超调”。
徐晟和唐齐鸣和周继忠以Frankel和Wei的模型为基础，从动态角度分析一篮子货币权重变化。
他们认为虽然汇改后美元权重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实质上仍然是以美元为主，正如陆前进计算结果显示的，美元权重最高。
虽然受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实施短暂盯住美元的制度安排，但早在金融危机前我国汇率制度便已重返美元钉住制。
具体来说，汇改后到2009年7月31日，共检验到三次结构变动，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2005年到2006年的紧钉美元、2006年到2008年间的相对宽松以及2009年重返盯住美元的过程。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2005年汇改后美元权重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由盯住美元转变为参照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谢洪燕等认为如果限定货币权重为非负，那么美元权重并不像传统的预测方法那样高。
徐剑刚等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虽然汇改后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似乎仍盯住美元，但是自2006年2月起参照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人民币汇率改革初显成效。
伊楠和李婧检验出在一篮子货币权重在2005年7月、2006年12月、2008年7月和2010年6月和2011年10月5次显著结构性变化。
在这段时间内，美元的权重随时间变化经历了先下降再上升之后再下降的过程，而欧元恰好相反。
也就是在金融危机后，美元权重快速下降，欧元权重有所上升。
关于除美元外，其他货币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及其变化，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结论。
有学者认为，汇率制度改革后美元的权重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欧元与日元。
方颖等以及Yamazaki也发现在决定人民币币值的过程中，欧元、日元和韩元是货币篮子中的重要货币。
Sun则认为，除了日元和欧元外，还有新加坡元和英镑的权重也在不断上升。
FrankelandWei发现货币篮子中马来西亚林吉特、韩元、俄罗斯卢布和泰铢的权重在上升，而不是发达国家货币，如日元和欧元。
牟新焱认为近来东盟货币，如韩元和新元与人民币联动性加强，白晓燕和唐晶星认为日元、韩元、林吉特和新加坡元曾经或正在对人民币汇率浮动发挥作用。
田涛等、张天和马红霞以及Cui认为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逐渐增加，而发达国家货币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逐步减少甚至消失。
对于2015年“811汇改”效果评价，学者们主要从货币篮子权重变化以及中间价市场基准性、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联动性以及人民币定价权归属和汇率动态特征三个角度进行研究。
黄翰庭基于CFETS指数中除港币外的其它12种货币，从结构断点角度研究发现，汇改后大多数货币的权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美元权重急剧下降。
到2015年末基本稳定在0.7-0.8，到2017年4月已经下降至0.5左右，其他货币权重也发生多次结构性变化。
张冲等也从中间价的角度发现，中间价的市场基准作用正在趋于中性，对人民币汇率的引导作用正在减弱，“811汇改”的目标基本实现。
赵玉杰和殷凤也认为“811汇改”后，中间价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大幅提升，基准性有所提高，汇改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李政、彭红枫等也发现了这一结论。
但周先平等提出了不一致的看法，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间价的汇率基准地位受到威胁，即期汇率持续偏离中间价，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还不完善的中间价定价机制。
关于人民币在岸与离岸汇率的联动关系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在人民币汇改后，在岸汇率与离岸汇率之间高度双向传导关系已经建立，不再是汇改前从离岸市场向在岸市场的单项传导。
针对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归属问题，学者们持不同观点。
有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远期价格的主导权已经被离岸市场占据。
也有学者认为在经历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定价权依旧在由在岸市场掌控，只是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的溢出效应有所增强。
两地联动性在汇改之后明显加强，一体化程度更高。
石建勋和孙亮综合运用DCC-GARCH模型和多元TAR模型，得出中国人民银行在汇改后将部分定价权让给市场，让市场发挥作用，同时也表现出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有更大容忍度。
关于汇率波动动态特征的研究，大多学者认为“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表现出长期高波动特征，并且双向波动开始显现。
刘俊东和刘兴华还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包括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汇率预期、通胀差额、利率差额、产出缺口差额。
陈创练和杨子晖、李小林等以及江春等也分别研究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
何青等构建VAR模型和EGARCH模型，实证检验逆周期因子的有效性。
结果显示加入逆周期因子的中间价定价能够修正投资者对汇率变动顺周期性的过度反应，缓解人民币汇率异常波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稳定。
